当前提升消费只有两条路：一是取消各类消费限制，二是增加消费者收入。下面我用几分钟时间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。
7月上旬，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的CPI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）数据。尽管6月份物价同比去年同期上涨0.1%，但今年1-6月整体同比仍下降0.1%，物价持续处于萎缩状态。从逐月数据来看，2025年上半年的物价走势更为具体：2月份同比下降0.7%，3月、4月、5月均同比下降0.1%，也就是说在6月份之前，2至5月已连续4个月出现物价同比负增长。
从经济学角度分析，当前经济正面临通货紧缩压力。自2024年9月起，国家围绕提振消费出台了多项政策，但截至2025年7月，上半年消费依然不振，物价表现冷清。
在统计局发布数据后，部分省市也陆续出台了本区域内的消费提振文件，涉及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及房地产领域，然而这些文件给人的整体感觉是“羞羞答答、半遮半掩”。
若按照这类文件的思路推进，恐怕难以深刻认识到当前经济面临的严峻局面。这既包括实体经济中投资与消费的困境，也涵盖房地产持续调整的压力，以及下半年中国对外出口可能遭遇的潜在挑战。
回顾过往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，这种“挤牙膏式”的政策往往会拉长调控周期、增加调控成本，甚至可能陷入市场不买账的境地。
因此，我们必须直击消费不振的本质：一方面，各类隐性消费限制政策仍在以合理化、合法化的名义存在。以购房限制为例，如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背景与出台限制政策时已大相径庭，可相关政策却仍“刻舟求剑”，从经济学角度看，取消限购的推进如此艰难，实在令人费解。
除了房地产，汽车消费限制也值得关注。过去，汽车限制多源于尾气排放、节能要求及城市道路拥堵等原因，但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，尾气排放问题已得到极大改善。
此外，若能增加汽车消费，尤其是一线城市主动取消各类汽车消费限制，不仅能让老百姓满意，还能带动停车场、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。否则，经济投资将缺乏抓手，消费也会像“戴着镣铐跳舞”——政策想刺激消费，有消费能力的人却受限制无法消费，形成“左右手互搏”的局面。在我看来，房子和汽车几乎是中国最大的两类消费。
除了上述两类，现实中还有其他影响消费的因素。比如今年上半年出台的禁酒令，国家出台初衷良好，指导文件精神也清晰明确，但到了地方却被“歪嘴和尚念歪了经”，出现层层加码的情况，这背后其实是懒政的表现。
因此，自5月以来，随着禁酒令在各地变本加厉地实施，许多地方的餐饮业出现了关门倒闭的现象。类似这样的政策还有不少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这些都属于消费领域中若明若暗的限制。
再看另一个影响消费的关键因素——收入。近年来，受经济下行、内卷等因素影响，人们收入增长乏力，就业压力较大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需千方百计增加消费者收入：对于中产家庭，可通过增加财产性收入（如优化股票市场环境）、减免个人所得税等方式来提升其收入；对于弱势群体和退休人员，应适当提高退休工资、失业救济金等；对于体制内人员，过去几年不少地方以各种理由降薪、减员，若长期将其收入压制在较低水平，也难以真正提振消费。
最后想补充的是，总体而言，体制内人员（包括公务员、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人员）的收入和社保相对有保障，后顾之忧较少，消费能力较强。不应给这一人群戴上诸多隐性的“玻璃手铐”，将他们排除在消费市场之外。如果只针对没有消费能力的人群出台刺激政策，试图“扎针”让他们消费，恐怕这些政策最终很难落地见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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